洗褪色的蓝涤纶衬衫空荡荡挂在肩上，裤脚沾着泥点，廉价塑料拖鞋与母亲12厘米的JimmyChoo高跟隔着三米砾石路对峙，像两个错位时空的坐标轴轰然相撞。
风送来他嘶哑的笑声，刀片般刮过耳膜：
“江老师还是这么靓，难怪当初宁愿抛下老公，连夜和维民一起跑去上海，也不愿留在蓼花坪教书写字，大城市真养人啊。”
母亲高跟鞋陡然顿住，鞋尖碾碎半颗石子——李伟芳口中的老公，就是我初中同桌何泽虎。
当年母亲为带十四岁的我在蓼花坪立足，只能嫁给了何家老大何泽虎。
这场婚姻只维持到我被交大录取………
他向前踉跄半步，塑料拖鞋在滚烫的地面打滑，露出脚踝处狰狞的烫疤——那是1999年母亲宿舍失火时，他冲进火场抢出她备课笔记留下的勋章。
“上海啊……”
他眯眼打量母亲被夕阳镀金的轮廓。
“我扒运煤车找过去的时候，你正挽着这维民逛外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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