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8月14日，凌晨两点。
香港太平山顶，暴雨初歇。
奢华的主卧内，并没有往日的旖旎。
凯瑟琳穿着睡袍，坐在床头，手里握着那部加密卫星电话。
我坐在她身边的阴影里，手里夹着一支烟，但没有点燃。
“Gee，badnewsfKong，goodnewsforus.”（乔治，对香港是坏消息，对我们是好消息。）
凯瑟琳的声音透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疲惫和兴奋，“我刚从那个中国男人的床上下来。我也看到了他的秘密备忘录。北京方面……拒绝了香港动用中央外汇储备的请求。”
电话那头，索罗斯苍老而沙哑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丝狐疑：“确定吗？凯瑟琳，中国政府在媒体上可是喊得很响，说要不惜一切代价。”
“那是喊给老百姓听的，为了维持稳定。”
凯瑟琳看了一眼我手中的纸条（那是我刚才写给她的台词），继续说道，
“实际上，他们担心人民币贬值，担心广东国投的债务黑洞会引发连锁反应。他们想弃车保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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